一、湖南飞禽去哪里放生
1、为什么要日行一善？
佛教导我们要行十种善业，其中属于身体的行为有3种：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语言上的行为有4种：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思想上的行为有3种：不贪欲、不嗔恚、不邪见。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是一切诸佛说法终极的目标，十善业道是一切诸佛说法，帮助众生在一生成就最重要的手段。善恶有一个不变的原则：利益众生的事是善，利益自己的事是恶。所以佛教导我们“昼夜常念善法”，你的心就善；“思惟善法”，你的思想就善；“观察善法”，你的行为就善。“不容毫分不善夹杂”，恶去得干净，善才修得圆满。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一切活动正在进行时是事，事后的结果是业。所以，做好事叫善业，不好的事叫恶业。十种善法的业道，每一条理事深广无际，从初发心至如来地都学不完，千万不可把它看轻了，以为这是老生常谈，而对自己修行造成重大的障碍；要知道十善业道修圆满，就是无上菩提，就是圆满的佛果。在这个基础上用功，决定成就。
现代社会的学佛人好高骛远，忽视基础。有些人懂得了一点佛法，认识了几个法师就骄傲起来，目中无人；有些人修学了一些佛法，念了几个咒，诵了几本经就自我膨胀起来，贡高我慢，觉得除了佛祖菩萨，谁都不如他；还有一些人一边修学佛法，一边干着恶业，自以为是方便法，不会受到果报，自欺欺人；还有一些人修学佛法，请法师加持，目的是为了自己的事业发展，为了升官发财；还有一些人修学佛法很精进，但是不能发起善念，对于身边的不幸非常冷漠，缺乏同情等等等等。
佛教导我们要行十善业，不行十恶业。善是做人的基础，更是学佛的基础，没有善作基础，我们修学的一切佛法都是空中楼阁，不能落到实地上。《佛说阿弥陀经》讲得很清楚：“舍利弗。众生闻者。应当发愿。愿生彼国。所以者何。得与如是诸上善人俱会一处。舍利弗。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现代社会有很多念佛人，有口无心，一边念佛求生净土，一边与常人一样，不知选择，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毫无善恶观念，善根福德几乎无有，从佛法中不能受到实益，身体有病，事业不顺利，家庭不安定，到临命终时，业障现前，平时多好的功夫，一时打散，正念无法提起，根本无法往生，随业流转，岂不可惜。
因此，我们现在修学佛法，一定要从基础学起，从行善做起，为他人着想，行菩萨道。所谓“不因善小而不为，不因恶小而为之”，关键在于从身边点点滴滴做起，从身口意中发起，日行一善，积小善为大善，立小功为大功，天长日久，我们善功纯熟，恶业消减，我们念佛求生西方净土的善根福德因缘自然具足，往生必矣！
请大家珍惜机缘，重视这张“日行一善”表格，坚持行善，坚持填画表格，改变我们过去好高骛远、忽视基础的毛病，真正脚踏实地，认真行善学佛，我们必定在平时就会受益；如此则心行一致，善行善念与往生西方净土的切愿合屈伸臂顷，念佛往生，这是必定可以实现的。
通常打七是大家一起集体修学，吃喝住行都在一起，这样就创造了起心动念为他人着想，起一善念、举止言谈中说一句好话、身体力行做一件好事的环境和条件。打扫卫生，帮厨做饭，照顾病人，问寒问暖，开心解惑，甚至每做一件事都首先想到会不会引起他人的嗔恨心，会不会引起对方毁谤三宝，会不会引起他人的烦恼，如果这样随时用佛法对照行事，我们就会每天进步、每天收获，最终将不正确的想法、不正确的看法、不正确的说法、不正确的做法，逐渐改掉，依教奉行，早日修成正果。
※日行一善
我们每日起心动念要为别人着想，起一善念，这是心行一善。
我们每日言谈中说一句有益的好话，这是口行一善。
我们每日身体力行中，做一件有益别人、有益社会的事，无论大小，这是身行一善。
日积月累，身口意逐渐趋于纯善，这就是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善根福德因缘资粮。
请大家每日将善行按心、口、身用笔填满下列善格，每月初一于佛前将此善行回向自己的冤亲债主，历代宗亲，愿他们离苦得乐，往生净土。并于净处焚化，以昭天地。
心口身
初一○○○初二○○○初三○○○初四○○○初五○○○初六○○○
初七○○○初八○○○初九○○○初十○○○十一○○○十二○○○
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
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
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
二十九○○○三十○○○
诸恶莫做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
2、中国古代的宗教文化，主要是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在中国宗教文化园地里；山西地区格外光辉夺目。佛教是西汉末、东汉初逐步由印度传入中国的，道教是东汉末年在中国本土上形成发展起来的民族宗教。无论佛教还是道教，都不是起源于山西地区的宗教，但是，在中国封建时代，山西地区的佛教和道教文化异常繁荣兴盛，是中国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发展的重要基地之一。这种现象，在一定意义上也和山西地区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3、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至隋唐时代达到鼎盛，其间，大体经历了佛教经典在中国大量传播、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逐步融合以及建立中国化的佛教宗派这样几个发展阶段。在这几个阶段，都显示出由山西出家的著名高僧的历史贡献，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人物是法显、慧远、昙鸾等几位高僧。
4、法显是东晋时杰出的佛经翻译家和旅行家。俗姓龚，平阳武阳（今临汾市西南）人，平民出身。他的三个哥哥都在童年夭折，父母唯恐他不能成人，在三岁时就送他到佛寺当了沙弥（小和尚），希冀依靠“神佛”的保拓，免除夭折之难。法显从小对佛很虔诚，20岁时受了“大戒”，信仰更加坚定，行为更加严谨，众僧称誉他“志行明敏，仪轨整肃”。
5、法显生于南北分裂、社会动荡的东晋十六国时代，佛教在北方广泛流行。当时，北方地区先后建立起众多少数民族政权，他们与汉民族隔阂很深，尤其是在思想信仰上，汉族信奉儒家教义，认为“佛，外国之神，非诸华所应祠奉”；他们则主张“佛是戎神，所应兼奉”，把佛看作是自己民族的宗教。因此，为了从思想上统治汉族广大民众，他们大力宣扬佛教，政治上扶植佛教发展。如石勒建立的后赵国百姓，在印度高僧佛图澄的宣传下，“多奉佛，皆营造寺庙、相竞出家”。但是，佛教的迅速发展也带来不少混乱。主要是僧人受统治者支持享有特权，于是“真伪混淆，多生愆过”，出现大量不法行为，引起民众不满，严重削弱了佛教；同时，佛教自身的规章制度，尤其是戒律也很不健全，当时虽有不少西域僧人翻译的佛经在中国流传，但很不系统，且多是口授相传，辗转流行，不免讹误增损，而戒律的翻译又极为缺乏。戒律的松弛和僧人特权的加大，更造成佛教界的混乱。
6、这种状况，对于正直笃信的法显来说，是不能容忍的。为了保卫佛教的纯洁性，以利于佛教的发展，他决心西行印度，到佛教发源地找回完整的戒律，由此建立一套维持僧众团体及僧众个人的规章制度，作为佛教团体和个人的行为准则。于是，东晋隆安三年（399），法显与同学数人从长安出发，“至天竺寻求戒律”，登上了西向印度取经的征途。
7、法显从长安出发时已是65岁高龄，他们一行数人，西经戈壁，越葱岭，周游天竺，后经印度洋到山东半岛登陆，最后回到东晋都城建康（今南京市）。在外历时15年，历经30多个国家，包括今日我国的西北和阿富汗、克什米尔、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以及我国南海、东南沿海等地，归来时已是80岁老人。他是当时中国走得最远的人，“汉之张骞、甘英皆不至此”。
8、法显在印度刻苦勤学掌握了梵文梵语，把大量口传佛典记录下来带回中国，归来后，又亲自译成汉文，从此，中国内地佛经结束了西域的中转，直接沟通了东方的两个文明发源地，中国佛教更系统地发展起来了。同时，法显撰写的《佛国记》不仅是一部佛教典籍，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而且也是我国最早记录中亚、印度、南洋各国历史、地理、科学、艺术和文化的伟大旅游撰著。唐代高僧义净指出：“自古神州大地，轻生殉法之宾。（法）显法师则创辟荒途，（玄）奘法师乃中开正路。”就是说，法显是我国西天取经的开山大师，唐代玄奘进一步开拓了取经道路；而且，法显的《佛国记》也可以同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相与媲美。
9、由山西出家的另一位著名高僧慧远，在使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方面做出了杰出的历史贡献。
10、慧远也是东晋时高僧，本姓贾，雁门楼烦（今宁武县附近）人，出身士大夫家庭。“年随舅令狐氏游学许、洛，故少为诸生，博综六经，尤善老庄”。说明慧远少年时代主要学习儒家经典，对当时流行的道家老、庄思想也很精通，但还未形成确定的志向。东晋永和十年（354），慧远21岁，深慕江东范宣子，便偕同其弟一道“欲渡江东”，拜师从学，因北方战乱，道路不通，未能如愿。这时，正值高僧道安在太行恒山（今河北省阜平县北）立寺传教，“声甚著闻”，他又与其弟“遂往归之”。听了道安讲经说法后，十分敬佩，惊叹说：“真吾师也！”认为以前十分喜爱的“儒道九流，皆糠比耳”，毅然与其弟削发出家于道安门下。“常欲总摄纲维，以大法为己任，精思讽持，以夜继昼”，深为道安赏识，24岁便开讲佛经。从此，终生皈依佛门，坚定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二、河北螺丝去哪里放生
1、东晋太元六年（381），48岁的慧远来到庐山，深感“庐峰清静，足以息心”，便在这幽静秀丽的庐山定居下来，开始了他富有特色的传教生涯，从此足不出山，直至83岁逝世（见《出三藏记集·慧远传》）。慧远在庐山的活动主要分三个方面：
2、一是著书立说，阐释佛理，宣扬佛法。他一生“所著论、序、铭、赞、诗、书，集为十卷，五十余篇”，绝大多数作于庐山。通过著书立说，形成了他的以佛教义理为核心，又广泛吸收儒、道各家学说的中国化的佛教思想。他明确主张“内外之道，可合而明”，儒、释、道三教思想可以融合一体。在东晋，一再发生过关于沙门（佛门）该不该礼敬帝王的争论，其实质也就是佛教与中国传统礼教的关系或者说佛教在中国是否合法的争论。为此，他写下了《答桓大尉书》、《沙门不敬王者论》等名篇，一方面主张在家信徒（居士）必须遵从世俗，礼敬君亲，尽忠尽孝；另一方面，出家僧人又必须保持佛门的独立性，不礼敬君亲，无所谓忠孝。他指出，从表面看，沙门不敬君亲是“内乖天底之情”，“外阙奉主之恭”，违反了封建礼教，但这样可以使沙门以其高尚其志的榜样影响民众，从根本上维护了统治者的最高利益。总之，“道法之与名教，如来之与尧孔，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处诚异，终期则同”。佛教信仰与封建礼教不过是殊途同归，终极目的是一致的。这样，慧远通过融合儒、释、道思想，从理论上阐明了佛教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一致性，不但成功地解决了关于沙门是否礼敬王者的争论，而且也保证了佛教在中国的合法地位，从而在佛教中国化的道路上迈开了决定性的第一步。
3、慧远在庐山的又一主要活动是建立僧团，壮大佛教势力。他培养组织了一个声名远播的庐山僧团及居士群，从而使庐山成为当时中国佛教的两大中心之一。另一个中心是印度僧人鸠摩罗什所在的长安，是主要的译经中心；慧远在庐山除译经传法之外，则努力使佛教中国化。同时，僧团周围还有以上层社会名流为主体的居士群，它是慧远与世俗世界联系的纽带，既能沟通上层统治阶级，又避免了僧侣奔走官府而引起人们的厌恶心理，也有效地壮大了佛教的势力。
4、慧远的另一主要活动是广泛接触社会，扩大佛教影响。他居于庐山30余年，虽然“影不出山，迹不入俗”，但并没有绝离尘世，而是不分华夷南北，朝野顺逆，皆与交往，对谁也不亲不疏。从地方官员到朝廷重臣，从著名文学家、道土到农民起义军首领。举凡来访者，无不广泛结交。而且，居于统治阶层的上层人物，大多数是主动与慧远结交的。慧远以其超然出世的态度，周旋于复杂的政治斗争之间，并赢得双方的尊重，这样不但扩大了佛教对社会的影响，而且通过广泛接触上层人物，也使佛教进一步获得了统治者的支持。
5、与此同时，慧远还从理论上结合道家“以无为本”的出世主义，宣扬佛教的因果报应说，并把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命运主宰权从天、上帝、鬼神手中夺回，交给每个人的“心’，引导人们从主体自身内部加强修养，积德行善，提倡通过念佛投生西方净土，从而对中国佛教净土宗思想的产生起了先导作用，也因此，唐宋以后的一些净土宗僧人尊奉慧远为中国净土宗初祖。
6、继法显、慧远之后，由山西出家的又一位著名高僧是昙鸾，他对中国净土宗的形成起了直接促进作用，可以说是净土宗的实际开创者。“北方大宏净土念佛之业者，实为北魏之昙鸾，故常推为净土教之初祖”。
7、昙鸾是北魏雁门（今山西代县）人，他“家近五台山，闻其神迹灵怪，幼即往寻之，便出家”，可见他是在幼年时代怀着对佛教的神奇向往而出家为僧的。出家之后，“广读经籍，尤研四论与佛性”。一方面广读博览佛教经书和儒道典籍，同时更深入钻研鸠摩罗什所译的大乘佛教中观派的四种基本著作《中论》、《十二门论》、《百论》、《大智度论》和有关佛性的学说。
8、昙鸾于南朝梁大通元年（527）来到建康（今南京市），曾与梁武帝谈论佛性，很受梁武帝赞许。后又拜见著名道土陶弘景，陶弘景授予他《仙经》十卷，他便准备携经返回北魏故地，从事修行；但在途经洛阳时遇到印度名僧菩提流支，便问：“佛法中颇有长生不死法，胜此土仙经者乎？”意思是佛经中有没有胜过道教的长生不老之法。菩提流支很不高兴地“唾地相斥”回答他：道教哪配与佛教相比？靠道教的《仙经》是不能摆脱生死轮回，达到长生不老的。随之即把佛教的《观无量寿经》授予他，说：“此大仙方，依之修行，当得解脱生死。”说明长生不如解脱的道理，引导他信仰净土（见，这使昙鸾深受教益，当场把《仙经》烧掉，此后他便主要传播净土信仰了。
9、昙鸾回到故地后，大力弘扬净土念佛，民众纷纷皈依，名声大振。北魏分裂后，东魏开国君主孝静帝对他十分崇敬，尊称他为“神昙”，并下敕令要他住持并州大寺。他后来又移住汾州北山石壁玄中寺（今属交城县），在这里讲经授徒。从此，玄中寺成为传播净土信仰的重要中心。到唐代，昙鸾的再传弟子、山西文水人道绰继续在玄中寺传道；后来，道绰的弟子善导来到长安，建立起了完备的净土宗派，使净土宗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极盛时期。
10、净土宗在印度佛教中也没有形成宗派，却在中国得到发展并连绵不绝地流传了下来，主要是因为它的教义和修行方法简便易行，得到平民大众的信奉，所以如同禅宗一样，称得上是真正中国化了的佛教。净土宗的发展，与山西地区和由山西出家的高僧有着密不可分的血肉关系。它是由慧远开创、昙鸾奠基、道绰与善导完成的，主要是在山西大地上形成发展起来的，昙鸾在净土宗的发展中，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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